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体制转轨的成熟理论标志，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表述。政府如何更好发挥作用呢？目前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把政府对国民经济实施战略管理明确界定为政府职能，这就确立了中国经济战略管理的新思维，是政府能够更好发挥作用的理论标志。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到底应该干什么？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方面，从亚当·斯密到新古典再到新自由主义，都强烈反对政府干预，形成了关于政府职能的“守夜人”传统；另一方面，进入垄断以后，主张政府干预的经济理论也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和马斯格雷夫关于政府三大职能的理论。凯恩斯主义的精髓在于总量平衡，即面对市场失灵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通过政府干预使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平衡从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这样，凯恩斯主义赋予了政府管理总需求的职能。马斯格雷夫主张，政府应当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参与资源配置，还应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比起凯恩斯主义要求政府干预总量关系，马斯格雷夫进一步赋予了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职能。但是，不论是干预总量关系，还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职能与一国经济如何发展仍然是不相干的。
我国经济学界在革除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对于政府职能的主流看法是宏观调控，即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调控总量关系，而在如何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如何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等战略性问题上，缺乏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主张。
所谓供给侧，就是指从产出视角来看的生产过程。如果仅仅看产出量，就又转变为总量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就是政府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生产过程的改革，使影响产出的各种结构性因素，包括产出的主体（企业）、产出的业态（产业结构）、产出的动能（要素利用方式）等，通过改革而不断优化，从而形成有效供给和长期增长。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赋予了政府从战略上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职能，使得政府职能在干预总量关系的反危机功能基础上上升为干预国民经济深层次问题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管理功能。从“十三五”开始，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将着重发挥这种战略管理功能，中国经济由此将走向新的历史阶段。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冲出凯恩斯主义的樊篱
中国经济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实行市场化，实质上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颠覆和重构，走出三次否定的轨迹。从改革初期撕开计划体制的口子到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摆脱计划体制的各种努力都表现为减少政府作用。从农村改革到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从价格改革到建立商品市场体系、从国企改革到建立多种所有制结构、从分灶吃饭到建立分税制分级财政体制，计划体制基本上推翻了。这一时期改革的特点是市场作用对政府作用的否定。尽管这些改革动作都是在供给侧发力，但并不等同于今天的供给侧改革，因为这时人们关注的重心是怎样用市场的作用来替代政府的作用。
在市场发挥越来越大的调节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是中国经济改革越来越面临的必须做出根本性回答的问题。必须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准确定位政府的职能，中国经济改革才能够寻求到最终的体制安排。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干扰和修正了中国经济改革日程，前者表现为超过十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后者表现为四万亿政府投资。为了防止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损害，中国经济的改革者在理论上拥抱了凯恩斯主义。中国政府采取大规模政府投资以扩大总需求的方法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结果，是政府作用再一次对市场作用的否定。可以认为，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被凯恩斯主义置换了，“找市长不如找市场”的口号不再响亮了，政府刺激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枢纽，中央政府大搞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在这一时期，把政府以政府投资形式充当资源配置主体当作是政府职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问题在于，把需求侧管理这种政府的反危机职能放大为应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就形成凯恩斯主义的滥用。不可否认，通过政府刺激扩大总需求形成总量平衡，具有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因而需求侧管理是政府的一种职能。但是，这种职能的反危机本质决定了它不能够长期化。长时期政府刺激必然导致“政府失灵”这种恶果，已经被西方经济出现的“滞涨”所证明。更为不妙的是，需求侧管理演变为依靠政府刺激保增长，最终形成了长期依赖于政府投资来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使中国经济陷入了凯恩斯主义的樊篱。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必然是对这种政府作用的再否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意义，就是冲出凯恩斯主义的樊篱，把需求侧管理放回其应有的位置，纠正以政府投资形式充当资源配置主体这种对政府职能的错误理解。当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时期，政府的主要作用既不是投资主体也不是频繁刺激，而是对国民经济实施战略管理，即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包括要素供给在内的整个生产领域推行主体重构、组织重构和结构调整的一系列深层次改革，以产权为中心的制度重构为动力推进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在创新驱动不断形成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长期稳定的供给质量不断优化的经济增长。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上不同于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
在目前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诠释和解读中，有一种流行看法，不但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类比，主张减税是重点，甚至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扯到供给学派和萨伊定律身上。
里根经济学就是大规模减税的政策主张，通过减税克服“挤出效应”从而扩张私人投资增加供给，与供给学派主张通过放松管制从而增加私人供给是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这种转向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颠覆，是政府的需求管理职能从干预向不干预的往回修正。不能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的缘起都涉及到凯恩斯主义，就说二者是相同的。仅仅在拷问凯恩斯主义这个意义上，二者有相似性，但二者本质不同。说穿了，就是美国政府从此放弃需求管理，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抛弃需求侧管理，二者是不可比的。
进一层说，大规模减税这种政策主张即使符合当时美国的国情，也不可能套用到今天的中国身上。美国政府当时使用大规模减税这个招数是为了解决“滞涨”，而今天中国既无“滞”也无“涨”，因而没有大规模减税的必要性。今天中国经济中堆积的大量过剩产能固然应当及时清理并且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对象，但与消除“滞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把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增长减速看作是“滞”，那简直是张冠李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尽管从高速转变为中速，仍然保持在6%以上，仍然位于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列，仍然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羡慕不已，要知道，库兹涅茨揭示的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不过平均3%左右。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增长，而是这种实际上比较快的中速增长应该用什么方法来保持？这个方法就是转换增长动能，从更多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引起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多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引起经济增长，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显然，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创新驱动，而不是大规模减税。
况且，中国当前也没有大规模减税的可能性。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宏观税负的概念即税收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是25%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的35%左右和发达国家平均的45%左右。换言之，仅以税收论负担的话，中国是世界上的轻税国家，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减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政府的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很大比重，也就是说，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很大程度上并不采取税收形式；另一方面，很多应该收取的税收又没有征收，要么是避税严重，如个人所得税，要么是以费代税，如社会保障税，要么是有待开征，如房产税、环境税。总之，现行税制结构扭曲了政府收入，扭曲了宏观税负，也扭曲了减税的传导机制，是比减税更加紧迫的结构性改革问题。
在理论上，认为萨伊定律比凯恩斯主义高明，那是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萨伊定律真正高明的话，凯恩斯主义连出台的机会都没有。经济思想史的真实逻辑是，古典学派的“守夜人”传统被萨伊定律给出了理论解释，继承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原理的新古典经济学满天下传播市场不会失灵的理念，排斥政府干预的思想一直支配资本主义世界走完了自由竞争阶段。垄断这种新因素的出现，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这张“纸”再也包不住市场失灵这个“火”了，29—33年这场大危机之火，终于烧穿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个理念破灭之后西方政府经济政策的替代品，凯恩斯主义踏着萨伊定律的尸体走上历史舞台。可以说，凯恩斯主义是对走向极端的萨伊定律的颠覆。自罗斯福新政成功运用凯恩斯主义之后，凯恩斯主义支撑了大张旗鼓的政府干预，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战后繁荣。后来，走向了极端的凯恩斯主义又被新自由主义颠覆。再后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又对新自由主义形成颠覆。历史告诉我们，不能对某种经济学理论产生迷信。
可以说，在供给和需求相互影响这个意义上，以往的经济学理论都可能存在合理成分。但是，在单纯是供给创造需求并且这种创造还是自动的这个意义上，萨伊定律就是一种谬论。把现实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全部抽象掉以后，把经济过程的供给和需求两端完全变异为物理过程，或许，萨伊定律作为一种物理学原理可能存在。但是，这种把不是经济学的东西当作经济学含义对待，是现代经济学的痼疾。
具体来说，在供给端发力释放供给增量的做法与萨伊定律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相反，在供给端怎样发力？如何释放供给增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萨伊定律大异其趣。萨伊定律在本质上是排斥政府作用的，废除管制是其基本政策主张，强调自主释放的供给能够自然产生均衡是其理论特点。在这些基本点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反对萨伊定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作为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战略管理职能提出来的，是企图通过政府推动供给侧的各种制度与结构的改革，来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来引导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找到了政府作用的新的角色与定位，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提供的与萨伊定律不兼容的新思维。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如果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叫做“习近平经济学”，那么，其作为一种理论的关注点集中在中国经济的战略管理这种政府职能上，而不是集中在经济运行本身，因此，尽管其与发展经济学的新增长理论有一定关联，但其理论根基显然不在西方经济学。必须指出，“习近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首先，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关系以及供给的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把整个经济过程划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生产和消费是起点和终点，四个环节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消费以及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思想，为人们认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理解基础。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消费的内容、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生产决定消费的性质，以及生产与消费直接同一、生产与消费互为前提、生产与消费相互创造对方的观点，揭示了供给的重要性及其约束条件。因此，在供给侧发力并且不能偏废需求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要求。
第二，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是马克思经济学极其重要的思想，也是所有经济学理论中的精华。马克思早就创造了总量概念并且构造了总量关系。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关于总产品的实现理论。马克思从社会总产品视角把全部生产在物质上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两大部类，在价值上划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找出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如何在实物和价值两方面都得到补偿，即不存在过剩亦不存在短缺的实现条件。马克思提出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以及在社会生产各个部分之间保持比例关系的思想，揭示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动态均衡的内在机制。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分注重供求关系的均衡。
第三，马克思早于熊彼特阐述了创新的驱动作用，这完整体现在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马克思认为，8小时工作日确定以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常态。而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就必须降低劳动力价值，其实现机制是为了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不断扩张的技术进步。当技术进步引起形成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价值的降低时，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就普遍化了。当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时，技术进步就全面普及了。由于剩余价值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实质，全面技术进步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表明，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的核心。
第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掘了“产品创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推进到“产品创新”，它补充了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理论，解释了资本积累历史趋势与当代现实的冲突，说明了现代经济增长可以长期持续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①]
第五，在以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基础上，习总书记带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改革的鲜活经验，提出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典表述，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紧接着，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政府职能准确定位于中国经济的战略管理，妥善解决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经济学难题，找到了政府如何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方法和手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职能的重大理论创新，揭开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篇章，开创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路向。 (作者：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陈永正)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