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托马斯?潘恩在其《常识》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一个小岛(英国)来统治一片大陆(北美)何其荒唐!”正是这句近乎“常识”的话语，一举涤荡了北美殖民地民众思想上的蒙昧尘垢，大大推进了美国的建国进程。这就是“常识”的力量，当人们在“常识”的帮助下摆脱思想的枷锁时，会猛然发现——哦，世界原本应该是这样的！
240年后，曾视“人人生而平等”为“常识”的美西方却陷入价值等级论和制度优劣论的思想迷障。而当代中国，则以雄辩的现身说法、掷地有声的国际倡议和当仁不让的责任担当，推动国际社会回归人类文明的各种“常识”：
一是让人们意识到国际事务不能由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面对西方国家罔顾“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四处强推民主制度、少数几个国家决定全球经济金融安排、金融危机始作俑者心安理得地向全球转嫁成本、一些大国强国动辄践踏联合国集体决议等“反常识”现象，中国则始终坚持“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等《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响亮喊出“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大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引起多数国家强烈共鸣。
二是阐释“和则多赢，斗则俱伤”的浅显道理。人类自诞生至今，正是靠着团结合作，方能战胜在体能、数量上远比自己强大的其他种群，实现人类文明的累积性进步。但时至今日，少数国家仍痴迷于零和博弈和排他性竞争。而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通过提供“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全球公共产品，欢迎各国搭中国发展的“便车”，建设性斡旋地区矛盾冲突，把“各国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的倡议落到实处，用实践来阐明“和则多赢，斗则俱伤”的浅显道理，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共鸣。
三是拓展了国际社会对文明多样性和制度适应性的思考空间。自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开启以来，“西方中心论”、“人权至上论”、“历史终结论”等几乎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但正是这种一元化的思维模式，严重挤压了人们对多元文明的想象空间，致使不少国家陷入发展和治理困境。而当代中国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治理经验，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短短几十年时间实现几亿人脱贫致富，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成功的“现身说法”，促使国际社会重新思考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深刻领悟“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的真正意涵。
四是强化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重要原则。十个指头不一样齐，各国发展水平、禀赋和能力必有差异，遵循“以能定责”、“权责匹配”本该顺理成章。但少数国家却故意曲解甚至否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中国，一方面坚持“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另一方面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际责任，坚决反对“只看当前、不看历史”、“自己吃饭、他人埋单”等“反常识”言行，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框架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仗义执言，推动构建一个更公正合理的国际权责分配体系。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和奈斯比特都曾断言，“在未来，中国的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和政策实践，均会以一种人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影响全球”。中国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作用，不仅表现为日益增强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更体现在中国对国际社会旧式思维和行为逻辑的矫正与纠偏。也只有当中国倡导和践行的理念原则不再被视为“例外”而是“常识”时，中国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才会得到更立体的呈现。
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力量也必将继续引领国际社会回归“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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