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婷
出生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我的童年真的没有五彩斑斓。
但也正是那个时代，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是多子女，大多数父母更关注家庭的温饱，对于孩子的成长，可以说给予了“充分的自由”。还因为绝对的就近入学，每天放学后，和邻居的小伙伴们不用约，就一群一伙地聚到一起，自己商量着玩游戏。
即便吵架甚至动手，女孩儿哭了，男孩儿哪里磕破了，也都是自己解决问题，完全不用大人的“干涉”。直到该吃饭时，感觉饿了的孩子径自回家。在这种纯粹的“散养”方式下，“六一”自然被家长们忽视了——在家里，这一天很难被当作一个节日来庆祝。
至于社会上、学校里，当年是怎样为儿童过节的，翻遍记忆竟无印象。一个原因是，可能那时的活动即使有也不够隆重；另一个原因应该归于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到“文革”时戛然而止，此前能有记忆的时间没有几年。当全社会被裹挟进那场疯狂的政治运动后，一切便无正常可言，哪里还有人关注儿童节。
越是缺乏色彩的年代，越让人对色彩充满憧憬。大约是我9岁的“六一”节，浩劫尚未开始，一个小汽车形状的透明塑料盒装着的彩色糖豆，还有一场反映儿童生活的电影《小铃铛》，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与这物质加精神的儿童节礼物相伴随的，是浓浓的父爱。因为父母在外地工作，我从小就成为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
为了国家需要，大学毕业后父亲服从分配，一直坚持在艰苦环境中从事自己的专业。但不能为父母尽孝及亲子的分离，始终是他的一大憾事。于是他常常利用出差机会陪伴我们，尽力弥补心中的亏欠。
那一次，父亲正好在儿童节时回到我们身边。下午，办完公事的爸爸说带我出去玩。少有出远门经历的我雀跃着，跟着爸爸坐上公共汽车。想不起是进了什么商店买了那罐糖豆，只记得那透明壳子里的五彩斑斓让我顿生许多美好的向往，心爱得始终舍不得打开，以至于那些糖豆最后失却了色彩，也没有吃到嘴里。
要知道，那时吃糖，是一块一块买的啊，这一盒糖豆，几乎相当于一百块水果糖！之后，爸爸带我看了那场让我记忆一生的电影。说实话，电影内容对那时的我，只是看了个热闹；重要的是，在我的儿童时代，这是唯一一次被家长带领观影。那一天过的，足以让我在小朋友中自豪满满！
没准，也就是这点在今天看来不值一提的节日礼物，在一个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什么梦想的种子呢。
（作者系本报记者）
【60后的六一】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