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乐
我出生在安徽农村，小学上的是村里的学校，父亲很早就在这所村小当校长，一直到退休。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记忆中的“六一”的确有些“寒酸”，没有演出，也没有什么礼物。但我们依然盼着过“六一”，因为学校会放假，能疯玩一下午。
记忆中“六一”前一天，班主任会说：“明天是儿童节，要戴红领巾，穿一身干净衣服来学校。”那是“文革”末期，“抓革命，促生产”，农村真的很穷，只有过年才会给孩子做新衣服。
回到家，母亲会找出一件洗得很干净的旧衣服，并把破了洞、开了线的地方缝好，就算能过节了。
第二天，我们都穿戴整齐，早早到校。就连那几个“迟到大王”，这天也准时到校。学生到齐后，由班主任领着在土操场上站好。这时，当校长的父亲会站到队伍前面讲话。
父亲的讲话一般不会超过10分钟。印象中必有这样的话，“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孝顺父母，养子不孝，肥田收瘪稻”，等等之类。
校长讲完话，大家会围拢到各自班主任的身边。这时候，班主任会拿出一布袋的水果糖发给大家，每个人能分七八颗，五颜六色的糖纸包着，非常好看。
发完糖果，班主任宣布：“今天不上课了，都回家玩去吧。”于是，大家高兴地结伴回家，而糖果是舍不得一下子吃光的，留着慢慢吃。
下午，几个小伙伴会相约到村边的打谷场上玩耍。那时，农村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农村人家都不富裕，也没钱给孩子买玩具。
没玩具，怎么玩？难不倒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大家想出了很多有趣的“土”玩法。至今，我对其中的两种印象深刻。
一种叫“摔元宝”，就是先用旧纸张叠成“元宝”，两人轮流在地上用力摔，看谁能把对方的“元宝”掀翻，被掀翻了的“元宝”就归胜方。
小时候，我很有劲，每次玩“摔元宝”，我都能赢好多，最后居然攒了一大堆，用家里的一个空坛子装着。一年冬天，母亲要用坛子腌咸菜，就把我辛苦“挣”来的“元宝”全扔了。为这事，我和母亲闹了好长时间。
还有一种玩法叫“打名打跪”，在七八块砖头上写上反面人物的名字，如座山雕、白骨精等，在打谷场上平行摆上一排。大家轮流站在几米开外的地方，用一个小一点的砖头去砸指定人名的砖头，看谁砸得准，准确率最低的要拿出一颗糖果给准确率最高的人。
虽然玩具很“土”，但大家依然玩得兴致勃勃，直到家长来喊吃饭，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回家。
如今，我已在北京生活工作了20多年，儿时的很多记忆已渐渐模糊，但小时候在农村过儿童节的趣事，却沉淀在记忆深处，成为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作者系本报记者）
【70后的六一】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