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７０年后，世界依然不安宁。”王楚英说，“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依然企图否认侵略历史，日本军国主义随时有可能复活，我们要警惕。”
王楚英１９２３年生于湖北黄梅，是中国远征军老战士，亲历了日军南京受降仪式。
据王楚英回忆，他１４岁参加淞沪会战，之后随部队转战皖南。１９４１年到云南作战，随后参加入缅远征军，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后任史迪威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１９４４年，王楚英调任新六军１４师作战科长。
正因为亲历８年抗战的艰辛，王楚英清楚地记得胜利来临时的那一刻。１９４５年８月，他正在昆明美军参谋指挥学校受训。
“当时我正在看电影，晚上９点半左右，美国一个教官跑过来告诉我们说‘不看电影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投降了’，然后全场的帽子就都扔到天上去了。”
王楚英睁大双眼描述着当时的场景，每次讲起来都激动不已。
“我从来不喝酒，但那天也被人灌醉了，灌醉之后还被拖到汽车上去敲锣打鼓。”王楚英继续回忆，“昆明的老百姓原本在睡觉，后来也都起来敲锣打鼓，放鞭炮。”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中国政府正式收到日本政府投降电文。胜利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受侵华日军的投降。
王楚英以警卫负责人的身份，亲历了中国战区日军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降的全过程。南京是中国遭受日军暴行最为惨烈的城市，在王楚英看来，选定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本受降典礼，既是行使正义之权利，亦是对众多死难亡灵的祭奠。
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大礼堂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这里向中国政府呈交投降书。
担任警卫参谋的王楚英，当时负责受降典礼的内外布置。他清楚地记得，从中山东路黄埔路口一直到礼堂外１２００米，每隔５０米竖着一根旗杆，挂着中、美、英、法、苏五面国旗。每个旗子下站着两名宪兵，两名武装士兵，一直到大礼堂门口。
“９月９日上午９点，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受降书上签下冈村宁次四个字，然后盖下了图章。”王楚英说，“冈村宁次的手一直在抖，章都盖歪了。”
１９４９年，王楚英随国民党退往台湾，１９５４年经香港回到大陆，此后在南京市城建局勘测大队工作了２４年。如今，他在南京城西的一处居民小区安度晚年。
他指着自己右侧下颚一块凸起，“这里是和日本人打仗时被炮弹片炸伤的。后来是美国人帮我整了容，说不整容以后找不到老婆。”他说。
王楚英说，更多地理上的历史印记需要被留下，让全民族瞻仰与纪念。“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也是世界的光荣。光荣的地方应该让全国人民瞻仰与纪念。”
王楚英还积极著书，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２００９年王楚英口述历史《军碑１９４２》出版，回忆了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全过程。同时，他还著有《史迪威的军事思想与精神艺术》和《抗日名将叶佩高》两本书。“这些书的出版，就是对他们（否认侵略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打击与警告。”王楚英说。
“对日本人民，我们要双臂拥抱。但对日本右翼政客，我们要坚决打击。”他抬起手臂一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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