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究竟谁不愿和解
高 洪
2015年9月3日，中国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盛大活动，而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却再次传来不和谐声音。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的纪念讲话表态，宣称对讲话中“没有中日和解的内容”感到“非常遗憾”。
日本政要这番所谓“遗憾”的表态，倒是真让中国方面感到深深遗憾——一个至今不肯正视历史事实、极力混淆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性质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对别国领导人的纪念讲话内容说三道四;一个明里暗里抵制抗日战争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活动的国家，装出一脸无辜对世人侈谈和解，其本身又是多么不义和可笑。
平心而论，爱好和平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日本社会中的和平进步团体是渴望与中国实现和解的。而作为侵略战争受害方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又何尝不希望与日本早日实现真诚和解。为了化干戈为玉帛，中国曾抚养过在华的日本战争遗孤，曾释放过悔过自新的战争罪犯，曾主动放弃国家间的战争赔偿，曾与日方共商过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但和解之路却因日本“购买”钓鱼岛激化主权争端、试图武力介入南海制造事端以及悍然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种种错误言行而严重受阻，加之近年来某些日本媒体发表污蔑中国的负面报道，致使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印象每况愈下，渐行渐远。
显而易见，中日关系的根本转圜有赖于在政府间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实现彻底和解。而“和解”是一个宏大的政治命题，与一个个具体的人有关，与一个个人的心灵有关。要在整个东亚社会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道德重建理性与互信，让真正有良知的、向善的人通过真相获得解脱，就不要只要求受害方忘却。单纯的遗忘只是忽略，不是宽恕，真正的宽恕则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宽恕需要基于历史真相的还原，需要受害方与加害方共同面对历史，这样才能对抗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旧的冷战思维下零和博弈的情绪。
如果一定要给菅义伟先生的发言找点“积极意义”，那便是他再次将“中日和解”这一宏大政治命题提上台面，促使人们深思中日不能实现历史性和解的症结究竟在哪。
我们不妨以德国实现历史性和解为例来归纳国家、民族间真正和解需要具备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加害方对自己所犯罪行真诚道歉并不再反悔;第二，由加害方建立殉难者纪念碑或纪念场馆;第三，在国家间约定的赔偿之外向受害人支付相应的民间赔偿。不难看出，对待历史与现实，今天的日本与德国判若云泥，中日和解症结也因此一目了然。尽管日本政府曾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对侵略战争做出过十几次公开道歉，但其政坛上频频出现重量级政要、政府高官关于侵略历史的“妄言”和“失言”早就证明：除了“村山谈话”里的真诚道歉，其他所谓道歉往往只是为了外交需要而做的表面文章，遑论悼念受害者与民间赔偿了。
中日两国为什么需要和解？说到底是因为和解符合两国民众长远和根本利益。换言之，与中国和解是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良心工程，如果安倍政府真想带领日本越过“战后”这道坎，就须明白正视历史是东亚和解的必经之路，日本应从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无端指责别人。惟其如此，中日关系才能柳暗花明，共同创造出充满希望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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