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政治学博士以直面公共事务的勇气，高度运用理性，成为大拆除潮流中的对抗者、思想者和建设者。他留下的这一篇篇饱蘸赤子情怀的文字，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局限与一位读书人的担当。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为姚远的新著《城市的自觉》写下的荐语。
2006年8月，我在南京老城拆迁现场采访，见到时年25岁、正在北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姚远；此前的6月10日，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国务院为此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必须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是，文化遗产日的设立与国务院的《通知》，并不能扭转南京古城的命运，一场以“解危解困”为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的大拆大建，还是将古都南京历经战乱而得以幸存的历史街区成片成片地抹去。
值此关键时刻，姚远，这位南京曾经的高考状元，执笔写下了《关于保留南京历史旧城区的紧急呼吁》，得到侯仁之、吴良镛、谢辰生、傅熹年、陈志华、宿白、郑孝燮、徐苹芳、梁白泉、蒋赞初等16位前辈学人的响应，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对此作出批示，促成《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于2008年出台。可是，这部历史性的法规也并不能完全遏制推土机的欲望，在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各种名义的拆除，此起彼伏，持续至今。同样持续至今的，是姚远的坚持。这构成了一幅历史的镜像，被真实记录在《城市的自觉》一书中。这部著作收录了2006年至2014年姚远的“呼吁”，按时间排序，第一篇文章即《关于保留南京历史旧城区的紧急呼吁》，它见证了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之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经历的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这段历史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姚远不是在作孤独的抗争，越来越多的人站了出来。“这些年古城保护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广泛的公众参与，都凝结着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姚远在《城市的自觉》一书中写道，“在北京、南京、福州、天津、哈尔滨、武汉、常州、定海等城市，从专家学者到志愿者，从记者到普通市民，在关系古城命运的历史关头，许多人怀着对乡土的热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沿着梁思成、朱偰的足迹，以实际行动捍卫古城应有的尊严。”
他所记录的公众参与成功案例包括：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下，2007年北京东四八条拆迁被叫停；西四北大街改造项目搁浅；2008年北京市文物局宣布“圆明园里面的建筑暂时不会恢复”；2009年北京市文物局会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确定保留梁思成故居，南京市规划局宣布将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原则，扩大保护区范围，确立了“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保护更新”的原则。
这些成功是难得的，甚至是短暂的。尽管被纳入了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北京梁思成故居仍于2011年遭到开发商拆毁；尽管确立了整体保护的原则，南京古城仍在被大规模夷为平地。但是，这些难得的甚至是短暂的成功见证了中国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预示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
姚远在亲历一场场文化遗产保护遭遇战之时，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本书中，他揭示了大拆大建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制度基因，敏锐认识到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公私利益关系的失衡：“由于尚未建立物业税的税收机制，严重制约了政府的税源，使得城市的公共服务投入不能正常回收。唯一的回收途径就是拆房卖地，通过土地财政的方法，用土地出让的收益支撑起公共服务的巨额投资”，而以此方式支撑的公共服务，在不动产税缺失的情况下，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呈现“马太效应”。他呼吁，开征物业税或不动产税，并认为此项改革“决定了公众参与必将成为城市治理模式的一大变革趋势”。知行合一，姚远做到了。 [正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