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开始接触电影到现在，我一直在思考电影到底是什么。我想电影本身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记录工具，在它面前，语言和文字的功能会弱化，影像传递信息的效率会提高，巴别塔的论述甚至也会动摇。
在这么强有力的工具面前，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传递什么信息？什么样的内容才最值得拍成电影？我的原则就是：忠于本土观众、忠于本土文化、忠于当下时代。
西方古典主义、东方古典主义、现代经典西方主义，往往是最容易在专业电影导演中产生影响的艺术体系，也是我在创作中一直比较提防的创作倾向。之所以提防，是因为它们常常会动摇我的几个“忠于”。而这几个“忠于”在我的思考和创作实践中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只有特别真诚地面对本土观众的时候，才可能创作出比较有活力、能够被接受，并且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作品。
我想，要建立这样一种对创作和作品的判断标准，前提是首先必须建立对本土观众的自信、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对当下时代的自信，否则就很容易跟着好莱坞去拍好莱坞式的故事。一旦跟着它跑，就等于用人家设立的标准来跟人家赛跑，这就好比让我们去跟意大利人比赛唱歌剧。但反过来，只要我们建立了自信，我们在电影创作和市场上的较量就变成了人家来跟我们比赛唱京剧。
电影创作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拍。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只有具备最基本、最朴素的观众意识，只有具备以立足生活为蓝本的创作思路，电影创作才能在艺术和市场上立得住。
我在创作中非常重视切身体验和一手资料。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我自己没有触感的问题，或者不是来自我生活中的问题，我就不会有动力去拍一部电影。因为拍电影是一件非常煎熬的事情，每部电影从启动到结束都要两三年，如果你不足够爱这个作品，就很难支撑到最后。所以，好的创作是需要我们尊重自身的体验、现实的生活和最普通的观众的时候才能做到的。电影创作的根本，就应该是拍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观众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创作的自信。
（作者为电影《疯狂的石头》《心花路放》导演 本报记者刘阳采访整理） [正文结束] |
